汽車制造
導讀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洪都航空工業集團從美國買回來一批二手機床設備用于改造，即使設備都是六七十年代生產的，本身實在沒什么價值，但人家就能說你偷了他的技術。”
“20年后的今天，五軸聯動以上的數控系統，日本不賣給中國，德國方面則必須要向德國政府申請許可，質疑你買回去的數控系統是否會用于國防軍工。如果他想不給你批，就可以不給你批。”
“最近，國外廠家還通知國內機床企業，一旦發現你違反了申請許可，后續將會給你斷供。而且現在國外五軸數控系統的高檔功能使用前都要上網注冊，存在著工業信息安全隱患。”
7月初，談及機床對一個國家高端制造的影響，武漢華中數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中數控”）董事長陳吉紅向經濟觀察報記者連續舉了上述幾個案例。
他說，“在當前背景下，機床及其用戶企業到了必須要考慮供應鏈核心部件選擇自主可控的時刻。”
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秘書長王黎明向經濟觀察報介紹，機床作為裝備制造業的基礎，被稱為工業母機，其發展水平通常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制造水平，影響著航空航天、汽車、3C產品制造等領域。機床水平越高，中國制造的工業產品的水平就越高。
只是，與工業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高端數控機床的發展水平仍存在著較大差距。
不止于高端數控機床。
中國工程院制造業戰略研究室主任屈賢明介紹說，2015年，幾百位院士專家對中國制造業的各個產業做了分析。結果顯示，在高技術制造業方面，中國僅有20%的產業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其中集成電路及其專用設備、操作系統和軟件、航空發動機以及機載設備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非常大，成為了我們的一個心病，這對國家經濟命脈、人民生活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在裝備制造業方面，中國約40%左右的產業處于世界先進水平，其中高檔數控機床與工業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較大；在傳統制造業方面，紡織、家用電器、水泥建材、鋼鐵、石化與食品六個行業中，則只有食品行業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
“未來5年將是中國制造業補短板的關鍵時刻，如果能扛住壓力，5年以后我們將取得巨大突破。”屈賢明說。
當下，機床行業正和其他制造產業一起，帶著市場與政策的期待，迎來自己的“突圍戰”。
失守高端
曾經，中國機床有過輝煌的歷史。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機床行業經歷了超高速的發展。2002年，中國成為世界機床行業第一大消費市場、第一大進口市場并延續至今；2008年，世界機床企業產值前十中，沈陽機床、大連機床分列第8、第10名；2009年，中國機床產值躍升為世界第一，超4000億元人民幣。
轉折發生在2011年。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增速開始調轉向下并一路走低，從2011年的10.69%下滑至2019年的5.65%，幾乎腰斬。
王黎明表示，2011年開始，隨著中國經濟周期的調整和全球機床需求的周期性變化，全球機床消費開始進入下行通道。過去，中國機床市場需求呈金字塔式，低端機床需求量最大，市場最火爆時，大連機床、沈陽機床的普通機床都供不應求。但隨著整體市場需求的升級調整，機床市場需求變成棗核型，低端市場需求大量縮減，之前提供低端機床產品的企業開始迎來自己的艱難時刻。
全面危機——屈賢明用這個詞形容近幾年機床企業的現狀。他說：“這幾年，機床行業經歷了老大（沈陽機床）休克，老二（大連機床）破產，老三（秦川機床）日子不好過，因連續虧損而被‘戴帽’”。
向中高端邁進，似乎成了機床企業唯一的出路。“可是，機床企業首先需要考慮盈利。如果它想走高端化路線，則必須要考慮到高端需求的市場范圍有多大，考慮當下投入和將來產出的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高端機床的市場機制就失靈了。”王黎明表示。
對于高端機床市場的失靈，陳吉紅深有體會。
華中數控年報顯示，自2011上市至2019年，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由5.87%快速上漲至32.56%，但公司凈利潤均在4500萬元以下。從2012年開始，企業扣非后的凈利潤均為負數。近兩年，企業扣非后的凈利潤分別為-1.3億元、-1.5億元。
陳吉紅說，“這些年，股民和媒體都在議論我們拿了國家很多錢，認為企業生存都是靠補貼，企業扣非后的凈利潤基本上都是負數。我一直覺得非常的委屈。國產中高檔數控系統跟國外數控系統的差距，不是一個企業靠這點投入與政府補助就能夠把它研發出來、追趕上的。其實，我們在為國家和行業‘堵槍眼’，我們應該得到這樣的支持。”
對于巨額研發投入的方向，陳吉紅介紹，首先，一臺高檔設備研發過程中的原材料可能就需要花費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其次，交付用戶后，設備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這時企業如果想進一步提升技術水平，只能把前面的機床回收，這意味著原來的機床投入成本基本砸到自己手上，并且解決新問題的過程意味著新一輪的投入。不這樣進行多輪的技術迭代，一個高檔的產品就出不來。
華中數控成立于1994年。陳吉紅介紹，公司成立到現在，在數控系統上的研發投入早已超過數十億元。
陳吉紅表示：“這些年，華中數控的研發費用一直很高，這些超常規的投入，導致企業主營業務利潤虧損。在這期間，我們的想法是要不就放棄了，要不就砸錢去搞。但是作為上市公司，我們自己砸太多的錢去研發不現實，必須在企業當前的經濟效益和長遠的經濟效益中間要取個平衡，否則連續虧損幾年可能就面臨退市。但從長遠可持續發展來看，華中數控必須超常規的投入，可能當期沒有馬上形成公司的經濟效益，但我們對企業未來的發展還是有信心的。”
在陳吉紅看來，很多企業，甚至止步于巨大研發投入的第一步。
陳吉紅說，“一般來講，高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在市場推廣初期并不賺錢。因為低端技術產品只需要復制、重復就可以了，成本很低。而高技術的東西看上去每一個產品的毛利率很高，但是當你把前期高水平人力資源服務成本加上去，實際上并不賺錢。而高端機床便是一個典型的高技術密集型產品。”
巨大投入的另一面是，國外產品的降價沖擊，也在進一步阻礙著國內企業的高端技術研發。
陳吉紅以用于手機等3C產品加工行業的機床數控系統為例，向經濟觀察報介紹，“以前國內只有日本的發那科與三菱公司的產品應用于這個行業，價格在7萬元/套左右。后來我們公司也在開拓這個領域，最后我們數控系統的高速、高精性能上了一個大臺階。一開始我們把產品價格定在5萬元/套，銷售量稍有起色，這兩家公司就馬上就利用他們原來的超額利潤，把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逼著我們產品定價就只能往3萬元/套走。這就導致我們對這套產品的研發投入，得不到應有的經濟回報。但關鍵是，這兩家公司一年大概在中國賣近10萬套數控系統，我們的進入，逼著對方把價格降了2萬元/套左右，意味著我們為中國制造業節約了十幾個億。問題是，這十幾個億并沒有給我華中數控，我們實際起著‘堵槍眼’的作用。這是大多數往高端走的機床企業都會面臨的問題。”
打破生態圈
跨過投資的山頭后，陳吉紅發現，他還需要找到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陳吉紅表示：“在推廣高端數控系統時遇到的困難是，因為我們產品的技術成熟度還不夠，所以在用戶市場的可信度、認同度就不夠，導致我們沒有那么多機會去得到用戶的測試驗證數據。可是，好的產品需要大量的測試驗證從而進行技術迭代，最終形成市場認可。以前，國外機床產品在國內，也不是一上來就好用，中國機床用戶企業為國外機床產品提供了多少血的教訓？正因為國內用戶源源不斷的給他們反饋了各種問題，國外機床企業才能得到不斷的改進提升。在國產高檔數控機床研制和推廣過程中，國產機床企業與用戶就缺乏這種互動循環。”
中國機床企業和用戶互動循環的缺失由來以久。
王黎明以機床主要服務的汽車行業為例說，“改革開放后，大量國外汽車品牌進入中國，包括韓國現代、美國通用、德國大眾等，這些汽車品牌進入中國以后，基本上還是沿用他們原來的供應商（包括機床供應商）。因為汽車行業是流水線作業，流程一旦停止，損失就很大，所以對機床的可靠性、穩定性要求比較高，因此更偏向于選擇在本國應用比較成熟的國外機床企業的產品，從而形成了‘拿來主義’。”
因為“拿來主義”，中國機床行業失去了伴隨著國內汽車等機床用戶行業共同成長的發展過程、跟上國外機床行業發展步伐的機會。
同樣的國產化缺失也曾發生在陳吉紅的公司上。
2009年和2012年，陳吉紅曾嘗試過兩輪國產化，即在開發的數控系統上使用國產芯片，但結果都不如人意。
陳吉紅說，“當年，應用國產芯片不成功，有我公司的原因，也有國產芯片的原因。一方面，那時候我們緊迫感不強。雖然當時在用國產芯片做研發、做樣機，但也只是把國產芯片當做備胎用，沒有花更多精力去做國產化；另一方面，當時國產芯片水平距離高檔數控系統的技術需求有差距，絕大部分國內芯片廠更多想做量大面廣、用于PC等行業的CPU，非常缺乏適合我們工業控制的低功耗、高集成度的CPU。如果把用于PC的CPU拿來用于我的數控系統，會導致功耗大、集成度低、芯片價格還不便宜（甚至比國外還要貴）。”
打破生態圈，成為了中國機床行業乃至政策努力的方向。
陳吉紅介紹，2018年中興事件后，公司在主動推動數控系統所用芯片的國產化。“我們也擔心，萬一哪天國外突然對我們斷供，怎么辦？正好，最近這幾年國產芯片發展得非常快，價格也降下來了。現在做研發，我們不再把國產芯片當備胎，而是作為我公司的首選器件。我公司的數控系統里所有的核心芯片，我們都在推動國產化替代方案。”
屈賢明則表示：“奪回國外企業占領的高檔機床市場不容易。現在，我們正在制定高端裝備的規劃，在討論高端裝備怎么發展，國家采取什么政策來支持。我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做出來的國產產品成為了一個樣品，沒有人愿意用。在這點上，現在最應該采取的方式是，國家給錢不如給政策，給政策不如給市場。如果國產裝備有人用，就有利于企業的自我循環。”
機床企業和用戶企業的正向互動正在轉好。
王黎明表示，在貿易摩擦和疫情影響下，大家更加重視供應鏈的安全與自主可控，國產裝備的市場環境會變好一些，因為更多的用戶特別是一些重點領域的用戶，可能更希望采用國產的裝備來解決問題，這將給國產的裝備制造企業一些機會。
近幾年，陳吉紅也開始找到更多愿意“吃螃蟹”的人。
2011年，華中數控與秦川機床工具集團公司就合作開發、生產中高檔數控系統及機電一體化產品達成戰略合作。2016年，華中數控與寶雞機床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屈賢明均在現場見證了這兩次簽約儀式。他說，“華中數控當時為找到機床廠和他們戰略合作，也是到處求人，費盡心思。國家有關部門包括原中國工程院院長周濟院士等也大力的從中幫助、協調。華中數控曾經也和大連機床集團等企業都簽過類似合作協議，曾經取得了很好成績，但最后因大連機床的破產而停滯。數控系統要發展，必須要找一些緊密合作的重點機床企業作中控。現在來看，憑借寶雞機床以及秦川機床的巨大市場規模，都很有可能推動華中數控的中高檔數控系統發展起來，同時促進寶雞機床集團和秦川機床集團的產品升級換代。”
與此同時，王黎明表示，雖然對中國機床產業安全、供應鏈多元化的考慮有必要，但短時間內也不必過度擔心外資企業外遷、造成供應鏈斷鏈的問題。“畢竟中國是機床消費最大的市場。很多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像THK、發那科等提供功能部件的企業，好多都在國內建廠生產并供應市場需求。撤離也是要成本的，而且撤離去東南亞等地，需要考慮當地產業基地能否很快適應，也需要時間周期。畢竟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行業積累了大量的人才、技術。國產功能部件行業也在努力前行，并逐步走向成熟。”
更多現實難題
“過去經常說跨越式發展或者彎道超車，但有些行業不是想超就能馬上能超的，它跟整體的環境、工業基礎研究等方方面面都有關系，機床行業發展面臨各種現實難題，需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地去做，”王黎明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11-2019年，機床工具行業規上企業利潤率均處在5.5%-7.5%的區間。2019年12月，機床工具行業5710家規模以上企業中，虧損企業數為862家，虧損面為15.1%。
低利潤率下，技術員工薪酬低導致行業人才流失成為機床企業的現實難題。
王黎明向經濟觀察報介紹，“前一段時間和一家機床國企交流，談到一位技術人員即使是做同樣的事，變速箱企業的薪酬可能是這家國企的兩倍。做機床真的就比做變速箱容易嗎？這倒未必。國企想給他們高工資也很難，機床行業的民企也同樣大多給不了太高的工資。”
還有更多問題。
王黎明說，“現在年輕人在社會生存，無非就是職業榮譽感、薪酬與未來的生存環境。過去機床行業被認為是尖端技術行業，但現在IT、金融等行業誘惑太多了。現在大環境就是這樣，整個制造業都面臨這樣的現實問題。”
為改善這樣的現實環境，王黎明建議，應該從榮譽、社會環境、經濟利益三個角度去創造環境，讓更多年輕人愿意進入機床行業。只是，這不是機床一個行業就能解決的問題。
陳吉紅表示，機床行業呼喚多年的國家級技術創新平臺，也因為各項現實問題遲遲未能落成。
陳吉紅介紹，“機床行業發展到現在，我們遇到了更多科學問題、數學問題、力學問題，所以必須在這些領域的專家身上砸錢。可是中國機床企業現在能活下來就不錯了，砸錢更是砸不起。所以我們一直希望在國家的支持下，有一個服務于機床行業的國家創新平臺出現。”
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曾有北京機床研究所等全國十大院所。彼時，研究所新產品的開發與投入，國家方面都有立項支持，研究成果也是行業共享。進入90年代，研究院所紛紛轉制為企業。
提及創新平臺，王黎明便首先提出了三個疑問：“現在是市場經濟，如果要搭建一個創新平臺，那么企業、大專院校以及機床下游用戶該以怎樣的形式參與進來？平臺搭建后，如何切實為行業服務？將來，平臺如何形成自我循環生存能力？”
王黎明提供了一種可借鑒的模式，“我看過西班牙的一個研究中心，位置比較偏僻，研究中心主要依靠承接三方面任務而活下來。一是承接歐盟的項目，即歐盟向研究中心投入一部分資金用于解決機床某個功能問題，最后研究成果歐盟成員共享；二是承接西班牙政府的項目，研究成果由西班牙政府拿去用；三是承接企業群體或單個企業的項目。這三種方式，都能讓研究中心有資金來源，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員也能夠生存，機構也就能可持續的運作并提供更好的服務。當然，國情不同，也可能不適用于中國。”
往何處去
2017年，大連機床因多起債務接連違約被法院裁定破產重整；2019年，沈陽機床因破產重整而陷入退市危機；2019年，漢川數控機床股份公司面臨破產拍賣，這些曾有中國機床行業“十八羅漢”之稱的企業，成了機床行業過往十年的縮影。
陳吉紅介紹，此前，機床企業發展主要有兩條路。一是拼質量、往高端機床走，因為高端機床市場需求少，企業的市場份額短期內必然下降；二是拼價格、擴大市場份額，因為中低端機床的同質性，為了搶占市場，企業只能在很低的利潤率上進一步降價，一旦中低端市場需求縮減，企業必然面臨危機。“這一輪機床廠出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選擇走第二條路。機床行業好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專而精，而不是追求產量規模大。而在中國，很多企業總是想做大，一做就恨不得一年做幾萬臺，因此盲目擴大產能。一旦經濟形勢調整，量大面廣的產品市場需求縮減，那么此前誰的規模大、誰的產能投資大，誰的日子就不好過。在國外，機床企業基本上都是按百年老店在做，品牌定位就在高端，在某個細分市場上做細做精，不追求產量規模”，陳吉紅表示。
不只是機床企業追求規模。
屈賢明表示，很多制造行業都面臨這個問題。“雖然之前產業整體發展的不錯，但一些核心零部件、關鍵材料的問題沒解決。這些關鍵零部件的技術難度不比主機差。如我們軌道交通技術處于世界領先，高鐵也在中國跑了十幾年，但是高鐵的軸承技術中國一直很難攻克下來。普通軸承的設計很簡單，但當需要軸承承載比較大的載荷、比較高的速度時，對它的可靠性要求就很高。”
對形成此局面的原因，屈賢明表示：“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需要的更多是最終的產品，這也就造成了我們更多考慮主機的發展，而對主機中大量的核心技術、零部件重視不夠。現在大家都幡然醒悟，認識到光做主機不行，關鍵的核心零部件才是產業的基礎。這些問題不解決，產業鏈就安全不了。以機床行業為例，數控系統、刀具等功能部件技術不提升，中國機床的質量、可靠性就很難提升。”
作為中國機床工具工業協會秘書長，王黎明走訪了歐美多個國家的機床廠，他認為，國外一些企業，可成為國內機床企業的借鑒。
王黎明以瑞士Magerle公司為例介紹：“這家公司員工只有幾十人，一年只生產30多臺平面成型磨床，出產的產品都是精品，一直以來也沒有大規模的擴張，企業的訂單甚至排到幾年后。它在這方面有幾十年的技術沉淀和積累，全球市場只要一提到機床的這方面工藝，大家就會想到這家企業。它不以規模取勝，但有著技術不可替代性，因此生存空間大。類似的還有德國Gehring公司的珩磨工藝、美國的GMECOR公司的鉆鉚工藝等等。”
回看國內市場，王黎明說，“政府部門和行業也經常開座談會討論機床行業如何突圍，但落到機床企業，首先還是需要做到踏下心來深入到細分市場、某個功能部件里，實現水平逐步提高并逐步形成品牌，最終滿足細分市場的高端需求。當然，這個過程對于企業而言必須要可持續，這意味著企業的機制體制和市場發展環境都得可持續，一腳踩空，企業就可能出問題。”
讓陳吉紅欣喜的是，中國機床行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小而精”企業。“比如上海拓璞，是以大學教授為骨干所組建成的團隊，企業就做高檔的機床，很多原來老牌十八羅漢不敢做的機床，他們也都敢去做，最終企業闖過了技術等關卡，在加工工藝、編程等方面有著它獨特的優勢。還有寧江機床的柔性生產線、秦川機床的車銑復合機床、大連光洋的五軸數控機床等。我自己的感受是，近些年，凡是能夠靜下心來好好做技術轉型升級的機床企業，能匠心制造好機床的企業，最后都有很好的收獲，”陳吉紅表示。
屈賢明則預警到，機床企業也不能一窩蜂都擠向高端。
屈賢明說，“補短板不能是一窩蜂都讓企業去攻高端技術。對于差距大、進入比較難的產業，其實可以先把大量的中端需求解決了，這樣卡脖子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就像芯片產業，我國每年進口芯片花費3000億美元左右。如果我們能集中精力解決大規模、高質量生產28nm芯片的問題，這樣便能解決中國90%的芯片需求。”
政策期待
秣馬厲兵下，屈賢明有著自己的政策期待。
屈賢明表示：“未來五年對于中國制造業很關鍵，現在也有一些很不錯的政策，但是我總感覺，如何精準的發力、快速反應、研究有效的戰略等方面，我們的行動還應該更迅速一些。現在新理念、新名詞到處泛濫，多地一股腦的投入做智能園區、大數據等，但制造業存在的老問題依舊很多。未來5年，希望國家能在制造業方面制定一些有利的、可操作的政策。”
陳吉紅有更多的期盼。
陳吉紅希望，將在2020年結束的04專項，能夠盡快得到接續，并且力度還應該增大。
04專項即《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第四項，2003年此文件起草時，屈賢明便是制造業專家組22位專家之一。
屈賢明介紹，當時最開始報了70多項專項，經過逐級的篩選后剩下24項，最后又經過論證答辯挑選出了16項。2008年，04專項開始實行，到現在已有12年光景，取得了很好成績。但是，04專項和其他重大專項比起來，投資最少，100多億國家經費投入，分布到幾百個承擔科研項目的企業、高校、研究所，也就沒多少了。
陳吉紅表示，04專項之前，機床行業還未曾得到如此大力度的支持。在04專項的支持下，企業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隨著市場需求的不斷變化，04專項應該給予接續，接續以后，力度還應該增大。
陳吉紅希望，國產產品能有更多公平競爭的機會。他介紹，當前，很多采購招標依舊指定要國外的機床、國外的數控系統、國外的功能部件，甚至連機床里的開關、接觸器都要國外的，“我們想去‘堵槍眼’（投標）都沒機會。當然，現在情形已經在好轉。”
現在，他們仍需繼續等待。
